【文/刘燕婷】。10月27日，纷扰多时的以色列大选登场；据报投票率高达77.7%，导致完整的初步计票结果可能要延至10月30日、31日才能完成。换句话说，即便阿拉伯国家持续远离巴勒斯坦武装斗争，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也不是一帆风顺。可以发现，从1973年到2026年，两场战后大选虽然间隔半世纪，却凸显了以色列面向类似议题的反复纠结：与巴勒斯坦的无尽撕扯、围绕战争责任的来回推拉、连动美国利益的战略分歧。随后，右翼的利库德集团于1977年上台执政，埃及与以色列在1979年建交，标志了以色列政坛的进一步右转，以及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武装斗争的抽身。可即便如此，对决双方也还是没有跨过61席的执政门槛，这就使得阿拉伯小党可能成为左右组阁的“造王者”。其中，亚沙尔党的领导人、前国防军总参谋长艾森科特，被视为最有可能的负责人候选人，前负责人贝内特、团结党的两位领导人之一，则是另一个潜在人选。回顾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，当时梅厄之所以在冲突初期拒绝先发制人、导致以军错失先机，原因之一就是担心以色列可能被视作开战方，进而影响后续的美国援助与军事支持。尤其是在以色列与伊朗的代理冲突白热化、哈马斯又成为“抵抗之弧”一环的背景下，德黑兰明显调动了阿拉伯民族主义，来牵制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布局。如今，类似元素仿佛正以扭曲的形式重新联结。当然，新政府也将维持“史上最右”的光谱色彩，毕竟极右翼国家安全部长本-格维尔所属的犹太力量党、财长斯莫特里奇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，预计都将继续参与执政。从当前出口民调来看，内塔尼亚胡阵营的表现优于选前民调，也同步影响了预测市场：如今Polymarket显示，内塔尼亚胡成为下任负责人的几率高于艾森科特。当然，在以色列面向“抵抗之弧”的多线作战里，美国并没有完全阻止以色列对于加沙、黎巴嫩、叙利亚的反复打击，可是一旦场景切换到关乎海峡危机、核问题的伊朗战争，以色列就明显受限于美伊谈判的“大局为重”，迟迟无法重启对于伊朗的直接攻击。这起事件虽然源自哈马斯的斗争议程，却也明显受到伊朗的暗中策动；而德黑兰的一大考量，就是阻止沙特与以色列建交，以免在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已经吸纳巴林、阿联酋的背景下，又让以色列进一步渗入海湾。channel 12 的出口民调。但无论由谁领导，有鉴于两人选前的种种承诺，以色列都将维持在安全领域的强硬立场。进入9月，情况发酵得更加激烈。其中，Channel 12的出口民调显示，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领先于艾森科特（Gadi Eisenkot）领导的反对阵营，前者预计获得52席，后者预计获得49席。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和盟友，以色列军队前总参谋长艾森科特领导的反对派阵营，在截至27日已计算一半选票后，内塔尼亚胡暂以56席领先反对派的48席，均未达到过半所需的61席。政治僵局再现。不过如今的出口民调显示，两大阵营似乎都未能突破61席门槛，这就导致以色列大选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政治支线。而当前“缺乏明确领先”的选举结果，无疑是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。而在选前，由哈达什党、塔阿勒党、巴拉德党三个阿拉伯小党共组的联合名单就已表示，如果反内塔尼亚胡联盟最终未能获得61席多数，自己也愿意以不加入政府、但在投票上支持的形式，来促成少数政府执政，换取自身政策得到推行。当时在10月爆发“赎罪日战争”的背景下，12月大选创下78.6%的高投票率，战争话题也贯穿选战，包括检讨以色列何以备战不及、又为何在开战之初遭遇挫败。公共广播公司Kan 11和Channel 13的出口民调则都显示，两大阵营预计各获得51席。类似拉扯也出现在加沙战争开始的一系列冲突中。接着是与美国的战争立场分歧。当然，内塔尼亚胡对此严词否认，并称报道是“彻头彻尾的谎言”，但这阻止不了反对阵营与舆论的群起攻讦。路透社。包括这次大选前夕，据报内塔尼亚胡也强烈游说特朗普重启对伊军事行动，后者始终没有松口，显然也是出于自己的中期选举考量。从以色列近年的政党极化、派系林立现状，以及曾经的“三年五选”动荡纪录来看，组阁似乎往往不是纷乱终点，而是新一轮博弈的起点。半世纪前的大选纠结。第二，反对派联盟成功组阁。第一，内塔尼亚胡在统整当前势力的背景下，成功组建新一届联合政府，继续书写自己“执政最久”的纪录。但从当前各家出口民调来看，大选本身似乎没有明显赢家。整体而言，这场大选其实是对内塔尼亚胡第三次执政及战争表现的全面公投。如前所述，代表以色列巴勒斯坦公民、约占人口组成20%的联合名单和拉姆党，因为掌握了关键的少数席次，可能成为这次大选的“造王者”。最终，时任负责人梅厄（Golda Meir）虽在第一时间保住政权，却还是在1974年因问责声浪下台。早在2026年2月6日，内塔尼亚胡就将未能阻止“阿克萨洪水行动”的责任，归咎于“破坏团结的政治对手”，结果引发反对阵营领袖批评，后者也由此在竞选纲领中承诺，将针对“导致阿克萨洪水行动的真相”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。首先是阿拉伯小党参与组阁。而美国时任国务卿基辛格也在日后证实了梅厄的评估，表示如果当时以色列先发制人，美国恐怕就无法给予直接支持。原本，只要内塔尼亚胡阵营或反对派其中一方突破61席门槛，以色列就可能进入以下两种政治情境。首先是2023年的“阿克萨洪水行动”。其中，拉姆党早在2021年就曾加入贝内特领导的联合政府，是以色列首次有阿拉伯小党参与组阁，这次选前同样表示了合作意愿，甚至还因应战争情境“自我审查”，只聚焦打击席卷巴勒斯坦社区的暴力犯罪潮，以及解决歧视性的政府政策，而不大力主张“两国方案”。而当前结果似乎也反映了以色列的复杂民情：厌恶内塔尼亚胡的民意确实强劲，可是本就具备基础、又受战争激发的右翼情绪，还是确保了内塔尼亚胡阵营的溃而不崩，这导致以色列政坛走向悬而未决。显然，如果后续计票结果没有偏离出口民调太远，真正的合纵连横将在选后展开：待到11月4日选举结果正式公告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将与各政党领袖展开正式政治磋商，并将组阁任务交予“最有希望成功组建政府”的一方，失败之后再由另一方尝试。因为以色列媒体《国土报》独家披露，内塔尼亚胡早在“阿克萨洪水行动”发生前几天，就已收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·本·扎耶德的预警，却未向以色列安全部门负责人发出警告。早在9月下旬，以色列四大反对派亚沙尔党、民主党、以色列贝特努党（又译“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”）、团结党就签署了合作协议，宣示将共同努力推翻内塔尼亚胡政权，并且维护和加强以色列的“犹太民主国家地位”。不过，由于选前包括内塔尼亚胡、艾森科特等有力人选，都曾表态不会与阿拉伯小党共同组阁，这就导致情况可能走向另一种支线：少数政府，也就是即便政党联盟未能突破61席门槛，却还是可以在议会投票上寻求政府以外的政党支持，以此维持执政。类似场景，让人想起1973年的以色列大选。再来，这次大选同样牵动战争责任的攻防。只不过，在战争情境涌动、反对派阵营立场不一的背景下，不论是与阿拉伯小党共同组阁或进行投票合作，其实都有导致联盟裂解、出现政策争议的重大风险，这也是为何艾森科特等人会在选前与阿拉伯小党拉开距离的原因。